乌镇，是个古老而繁荣的浙北水乡重镇。“春秋时为吴疆越界，吴驻兵于此以防越，故名：‘乌戍’”六朝以后，以横贯市区的市河为界，河西为乌镇，河东为青镇。乌镇人口众多，商业和手工业相当繁荣。镇上还有梁昭明太子萧统为母亲祈福而建造的两座宝塔，西塔附近的密印寺是萧统偶居读书之地。镇东有清朝鲍廷博的故居。沈雁冰就在这个历史悠久、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的镇上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时代。
沈雁冰的曾祖父沈焕，本为小商人，太平天国战事蔓延到江浙后，他带着家小到上海，不久又到汉口经商，后来去广东、广西做了几年官。祖父沈砚耕，教过私塾，是个乐天派，对于儿孙的事，素来抱“自然主义”，“任凭他们爱看什么就看什么”。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数学等书籍外，也很喜欢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倔强的妇女。具有开明思想的沈永锡，对家塾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极不赞成。因此，他就让妻子在卧室里教雁冰读上海澄衷学堂编的《字课图识》以及《正蒙必读》里的“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之类新书”。这些“新书”大多由沈永锡抄录后，再让陈爱珠一字一句地教授。陈爱珠还亲自动手，按她读过的《史鉴节要》，用浅近的文言，从三皇五帝起，编了一册初等历史教本。这样，母亲就成了沈雁冰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沈雁冰8岁那年，镇上办起了第一所国民初等男学堂——立志小学，沈雁冰是这小学的学生。他对学校所用的《文学初级》、《速通虚字法》、《论说入门》等教材，非常喜欢。他在谈到小学的国文教科书时说：“《速通虚字法》帮助我造句，《论说入门》则引导我写文章。”
沈雁冰在立志小学读书不久。他父亲的病情日益恶化。沈永锡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再三勉励儿子“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沈永锡病故后，雁冰的母亲就担负起抚养两个儿子的重任。为了儿子成才，母亲对雁冰要求更严，要他处处作弟弟的楷模。1906年年底，沈雁冰初小毕业，刚巧“中西学堂”也从东栅孔家弄祠堂搬到中市“北宫”，改名为“乌青镇高等小学”(民国后始称植材完全小学)，沈雁冰就在次年春进该校学习。
进高小的第二年，适逢学校举行童生会考，作文题目“试论富国强兵之道”。沈雁冰便将平时听到长辈议论国家大事的话，用自己的语言组织成一篇400余字的文章。主考老师阅后，大为赞赏，在文中“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一句的旁边加了密圈，还作了“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的批语。
（二）
1909年夏，13岁的沈雁冰从乌青镇高等小学毕业后，告别母亲，远离乌镇，进入湖州府中学堂读书(后改称浙江省立第三中学)，因成绩优异，插班到二年级学习。
在湖州府中学堂学习的两年期间，他最大的收获是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增长了这方面的兴趣。其次，参加学校组织的赴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这件事，对他的思想也发生过影响。 “南洋劝业会”是为了吸收华侨资本和管理工厂的经验技术来发展工业，并向东南亚各地推销江南各省特产而举办的。沈雁冰到浙江馆看见展出的绸缎、绍兴酒、金华火腿等特产时，听说绍兴酒得银奖牌，大为惊喜。对四川、广东等省展出的土特产，都很赞叹。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祖国是多么地大物博，前途无限，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1911年秋，沈雁冰在湖州读完三年级后转入嘉兴府中学四年级学习(后改称为浙江省立第二中学)。这个学校的校长和许多进步师生都是“光头”(革命党的标志)，学校民主空气浓厚，师生关系融洽。当辛亥革命爆发时，沈雁冰和同学们热情地投入了这次伟大的斗争，相信革命马上成功。他说：“我无条件的拥护革命，毫不犹豫相信革命会马上成功。”其时学校临时放假，沈雁冰和几个同乡一回到家乡，就做起革命的宣传来了。他还带头剪去了辫子。表示对辛亥革命的拥护和支持。但是，这次革命并没有彻底胜利。在沈雁冰的感受中“除可以不必再拖一条辫子，以及可以不必在做国文的时候留心着‘仪’字应缺末笔，此外实在什么也没有。”不久，学校复课了，老教员已经走了大半，新来的一位学监，施行专制，师生之间民主空气大不如前。因此激起同学们的不满，闹了一次小小的“革命”，有的动手打学监，有的投石打碎布告牌。沈雁冰参加了这次“革命”，他把一只装有死老鼠的袋子送给学监，于是激怒了学监，被学校除了名。
1912年春沈雁冰又投考杭州私立安定中学。在那里，沈雁冰在老师的教育下，对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发展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13年夏，沈雁冰在安定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北京大学一时显得死一沉沉。沈雁冰感受到时代的沉闷气氛，觉得呆在学校作用不大。他说：“读完了三年预科，我还是我，除了多吃些北方的沙土，并没有新得些什么，于是我也就厌倦了学校生活了。”①当时，他又碰上家庭经济困难，于是预科毕业后就离开学校，踏上了社会这个人生的大舞台。
（三）
1916年沈雁冰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在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壮的介绍下，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学生课卷。不久到国文部工作，先是和孙毓修先生译书，翻译了《衣、食、住》(卡本脱著)一书。继之又编《中国寓言》初编，参加《学生杂志》的编辑。同时，沈雁冰在工作之余，开始动手写作，相继发表了“学生与社会”、“一九一八年之学生”等两篇社会论文和其他文章，号召反对封建传统，反对因循守旧，主张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努力奋斗；开拓历史上的新纪元。
1918年3月，沈雁冰回乌镇与孔德沚结婚。他和德沚的婚姻，是“祖父之命，媒妁之言”。婚后，孔德沚先在家里由沈雁冰母亲教她识字，后到石门振华女校、湖州湖郡女塾去读了几年书。沈雁冰和孔德沚在文化上虽有一定距离，但由于沈雁冰把关系处理得很好，所以家庭生活一直保持和谐与幸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沈雁冰走上街头， 参加集会，听北京来的学生代表的讲演。 “五四”风暴改变了他的思想，他开始学习和翻译、介绍马列主义著作。同年12月15口，他译述了《社会主义下的科学与艺术》；翌年1月1日，翻译了《广义派下的教育》，介绍苏联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等情况； 2月10日，译述了《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情况。是年初，陈独秀由北京回上海，不久他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沈雁冰是该会的负责人之一。同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9月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新青年》改组为它的机关刊物，沈雁冰是该刊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分别于l0月1日和11月1日在该刊发表了译著《游俄感想》、《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l0月，由李汉俊介绍，沈雁冰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1月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沈雁冰积极向该刊投稿，在第二期上发表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国际联盟对美国I．W．W(世界工业劳动者同盟的简称)的恳请》、《美国共产党宣言》等四篇译文。1921年四五月间，他又在该刊第三、第四期上发表译文《共产党的出发点》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沈雁冰就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成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当时，他和杨明斋、邵力子、陈望道、张国焘、俞秀松等人在一个支部，支部会常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召开。后这里被法捕房查抄，支部会议有时就在沈雁冰家里。此时，各省的党组织也次第建立，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和人员的来往日渐频繁。中央考虑到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掩护，就派他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他每日都到商务编译所办公，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都由他安排、转接；外地给中央的信件，外面都写沈雁冰的名字，也由他每日汇总送到中央。另一项任务是协助中央派来的徐梅坤组织上海印刷工人工会。他把商务印书馆的技术工人糜文溶、柳普青介绍给徐梅坤，并吸收他们入党。与此同时，从1921年底开始，沈雁冰还在我党创办的平民女校义务教英文。1923年初，又在我党办的第二所学校——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教小说研究，英国文学系讲希腊神话。
沈雁冰在积极参加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继续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和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等于1920年发起组织了“文学研究会”。积极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当时文坛上的复古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 “鸳鸯蝴蝶派”等进行坚决斗争。是年11月，他接办和改革了原由“鸳鸯蝴蝶派”控制的《小说月报》，大力宣传新文学，以为人生文学的主张批判复古派和“鸳鸯蝴蝶派”等封建的、买办的文艺流派。为新文学创作的发展扫清障碍，开辟道路。他为人生文学的主张，还促进了文学研究会作家创作的发展。当时文学研究会的代表作家叶圣陶、冰心、王统照、许地山及卢隐等人的作品都是从各个不同角度探讨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的。他还采用以下几种办法，来支持、指导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在《小说月报》上特设创作栏，刊登他们的作品，时而在篇末加按语，时而在综合评论中论及；有时组织他们参加创作问题的讨论，或者发表读者评论他们作品的文章。这些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创作活动的开展。他还针对当时文艺题材方面学校生活和恋爱问题占有相当比重，许多作品都像是一个模型里铸出来的情况，分别在1921年4月、 8月两期《小说月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创作上的不良倾向，大力提倡反映全社会现象及被压迫者的生活与斗争的作品。这些文学评论推动了当时整个文坛创作的发展。这—时期，沈雁冰还大量译介外国文学。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沈雁冰发表译著约130余篇。
1923年1月，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革新不满，沈雁冰辞去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在此期间，沈雁冰还与夫人孔德沚、弟弟沈泽民和同乡萧觉先、王敏台等发起组织“桐乡青年社”，出版不定期刊物《新乡人》，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旧道德和地方恶势力。开始时，参加该社的人数不多。1922年春，沈雁冰又联合了杨朗恒、曹辛汉等，在嘉兴南湖开会，决定将该社加以扩大，新加入者有金仲华等50人左右，并将《新乡人》改名为《新桐乡》，选出理监事7人，决心以实际行动把旧桐乡改造成为新桐乡。翌年夏，“桐乡青年社”假座桐乡县城崇实小学举办“桐乡县小学教师暑期演讲会”。沈雁冰与沈泽民等参加了演讲，沈雁冰讲的是文学方面的问题，沈泽民则介绍租宣传马克思主义。沈雁冰与沈泽民等早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杨朗恒等则仍固步自封。世界观的不同，导致“桐乡青年社”内部发生思想分歧，最后逐渐分化。到1924年江浙齐卢战争发生后，“桐乡青年社”停止了活动。
“桐乡青年社”虽是个地方性社会团体，影响不大。但它’是沈雁冰参加发起并具体领导的第一个社会团体，也是他从事社会活动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1922年5月，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由沈雁冰、徐梅坤、俞秀松组成，徐梅坤任书记，沈雁冰负责宣传。翌年7月8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遵照中央第二号通告，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改选，沈雁冰选任国民运动委员，兼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长。 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了会议，这是沈雁冰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8月12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决定由沈雁冰代理秘书。同年因邓中夏委员长代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赴宁出席团的全国代表大会，沈雁冰曾一度代理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1月13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又一次改组了领导机构，沈雁冰为委员，并任秘书兼会计。 3月因邵力子邀请去编辑《民国日报》的副刊“社会写真”，加之其他事情繁忙，故辞去了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秘书兼会计职务。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沈雁冰直接参加了上海的示威游行，发表演讲。还根据中央指示，为抵制国民党右翼领导的“上海各学校教员联合会”，与杨贤江、侯绍裘等30余人发起组织了“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宣告上海各学校教员今后要和学生以及各界一起来救国。 6月，为加强宣传工作，沈雁冰与郑振铎等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公理日报》。该报主要围绕坚持对英谈判，反对妥协和“调停”，同时打击各种破坏对英“经济绝交活动”两件事进行斗争。因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故很受读者欢迎，但不久因资金、人手不足，被迫停刊。“五卅”运动后，党中央为重新掀起上海工人运动高潮，派徐梅坤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党的负责人沈雁冰、廖陈云(即陈云)等取得联系，组织工会、临时党团，发动、领导罢工斗争。沈雁冰担任了秘密的罢工临时党团的主要成员。 8月22日罢工由商务发行所廖陈云等首先发动，印刷所立即响应，不久又波及编辑所和总务处，参加人数达四千人。这是出版业最早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运动。罢工实现后，党为了确保斗争胜利进行和便于统一领导，成立了“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沈雁冰任执委。在罢工过程中，沈雁冰曾多次在职工大会上陈述罢工进展情况，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他担负了罢工中一系列文件的起草、誊写和宣传工作；并以罢工中央执委代表身份，直接参加同馆方进行交涉谈判活动，以及罢工胜利果实——复工条件十六条的签字仪式。
（四）
1925年底，沈雁冰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并和恽代英等5人被上海市国民党党员大会选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次年初赴广州开会，会后留广州工作，在毛泽东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宣部，任秘书。 2月间，毛泽东秘密去韶关视察农民运动情况，而请“病假”两星期，沈雁冰代理宣传部的部务。在此期间，沈雁冰还应邀到李富春主办的政治讲习班、何香凝主办的妇女运动讲习所讲课。 3月“中山舰”事件后，经毛泽东同意，沈雁冰离开广州，返回上海。
到上海后，沈雁冰代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的职务，召开了国民党上海市特别代表大会，传达了国民党“二大”精神。同时又代理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交通局的局长，负责翻印、转寄《政治周报》及其他宣传文件。
1926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沈雁冰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不久中央决定沈雁冰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际上为共产党所掌握，社长是董必武，总经理是毛泽民。报纸的编辑方针、宣传内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在该报工作期间，他撰写了30多篇社论，中心内容是支持农民运动，揭发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宣传加强工农大众与工商业的同盟。
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沈雁冰离开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路途阻塞，遂从牯岭潜回上海。这时，国民党通缉共产党人，沈雁冰亦在通缉名单之中，为此只好转入地下，根据组织安排，隐蔽起来。由于受到通缉，所以在沈雁冰回上海前，孔德沚已在外面放空气，说“沈雁冰已经去日本”。从此，沈雁冰在闸北小楼隐居，足不出门，以避特务搜捕。当时由于蒋介石对革命的血腥镇压，许多共产党人遭到逮捕、杀害，也有许多共产党人从政治斗争上撒下来，转入隐蔽。沈雁冰就是其中的一员。组织上与党失去了联系，使他思想上也处在深深的苦闷之中，但他对革命并没有动摇。“我真实地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
1927年8月下旬，沈雁冰开始写作，9月发表《幻灭》，至次年6月，完成《动摇》，《追求》——三部曲《蚀》的创作，并陆续发表于《小说月报》。7月，迫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沈雁冰接受陈望道建议，离开上海，东渡日本。
（五）
1928年7月，沈雁冰化名方保宗，到了日本东京。当他知道杨贤江夫妇在日本京都时，便取得了联系。因京都生活费用比较便宜，12月初，沈雁冰也到了京都，居住在杨家近旁，四间平房，伴有小池、樱花，环境安静，适宜读书学习。这时，沈雁冰继续从事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虹》和《骑士文学 ABC》、《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等著作；写下了《雾》、《红叶》等散文和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以及《读“倪焕之”》、《关于高尔基》等论文。
在日期间，沈雁冰听到国内正掀起新的革命高潮，甚为激动。他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清理思想，苦闷的情绪逐步消退。他深感当时“离开剧烈斗争的中国社会很远”，“过的是隐居似的生活”。于是，1930年4月他毅然回到上海，重新投人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中去。
沈雁冰回上海后，立即会见冯雪峰，看望叶圣陶，拜访鲁迅，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左联”，他和鲁迅成了亲密的战友。 “左联”刊物《前哨》(第二期起改名《文学导报》)，就是由沈雁冰和鲁迅、冯雪峰三人负责编辑的。该刊共出8期，沈雁冰是主要的撰稿人。同年6月，国民党文化特务潘公展纠集一批反动文人打出了“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号，借“民族主义”之名，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实。对此，鲁迅发表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揭露批判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反动性；沈雁水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现形”、“‘黄人之血’及其他”、“评所谓‘文艺救国’的新形象”，则给“民族主义文学”以有力打击，剥去了其伪装。1931年5月，经冯雪峰推荐，沈雁冰任“左联”行政书记。他在主持“左联”日常工作期间，为了扩大左翼文艺运动，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创办了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北斗》；为了研究和总结“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他接连写了两篇论文：“‘五四’运动的检讨”、 “关于‘创作’”，分别发表在《文学导报》第二期和《北斗》创刊号上。是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该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沈雁冰自始至终参加了决议的拟订。为了集中精力创作《子夜》，同年10月间他向‘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提出辞职，冯雪峰只同意请长假，有些重要会议仍要他参加。是年间，沈雁冰曾通过瞿秋白向党中央提出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但没有得到当时党领导的答复。瞿秋白自己这时也正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无能为力，只好劝告沈雁冰安心从事创作。沈雁冰虽未恢复党的组织关系，“ 但仍自觉地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把党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不仅满腔热情，而且认真负责。”
1932年底，长篇小说《子夜》脱稿，翌年1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子夜》以30年代初期的上海为背景，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中心，表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展现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这部革命现实主义巨著的出版，无论沈雁冰本人的文学道路，还是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都有着里程碑的意义。瞿秋白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与此同时，沈雁冰为揭露日寇侵略绐中国带来的灾难，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罪行，创作了《林家铺子》、 《春蚕》、《秋收》、《残冬》等著名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和《子夜》一起，以杰出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描绘了一幅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生活画卷，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成就，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33年2月至12月，沈雁冰再度担任“左联”行政书记，面对白色恐怖，他同鲁迅等左翼作家一起，采用更加灵活的战术，不断地开展左翼文艺运动。他和鲁迅、田汉联名发表“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宣言”，经常和鲁迅在《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和《东方》杂志上发表战斗杂文。1934年他和鲁迅应美国友人伊罗生的要求，帮助选编中国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向国外读者介绍。同时，他还协助鲁迅编辑《译文》，介绍与评论苏联革命文艺及世界进步文学。 1936年“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他先是赞同‘国防文学”，后来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他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为了推动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他和鲁迅一起签名于“文艺家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在此期间，他和鲁迅一起为“左联”提供活动经费，鲁迅每月20元，沈雁冰每月10元。这些钱支持了“左联”工作的开展。
（六）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沈雁冰在上海参加《救亡日报》的编辑工作，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1月22日上海沦陷，他“带着一颗沉重的心”，由上海转香港到了长沙，然后又到武汉。他在武汉停留不到三周，在那里他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生活书店的邀请，主编《文艺阵地》。因武汉方面排印不便，打算把这刊物放在广州编辑印刷，于是他又赴广州。当时上海创办的《立报》正在香港筹备复刊，邀他去编辑副刊“言林”。1938年2月底，沈雁冰全家到香港。安顿下来后，他立即开始《立报》副刊“言林”和《文艺阵地》的编辑和写作。他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使《立报》的“言林”和《文艺阵地》成为当时有重大影响的抗战报刊。它们既向敌人射出各种炮弹，也奏出了中华民族的心声，更是检验社会人生的显微镜。 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成立，沈雁冰当选为理事，并担任“文协”的机关杂志《抗战文艺》的编委。
是年12月，沈雁冰应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邀请，离开香港，几经周折于1939年3月抵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在新疆学院任教育系主任，讲授《中国通史》、《中国学术思想概论》和《西洋史》等课程。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沈眶冰被推举为委员长。 “文协“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话剧运动委员会和实验剧团，筹办了文化干部训练班，创办了漫画刊物《时代》，使新疆的文化生活出现了生气。11月间，沈雁冰主持了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成立大会，被推为会长，为促进中苏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工作。年底，新疆统治者盛世才撕下进步外衣，制造了所谓“阴谋暴动案”，逮捕了许多进步人士。沈雁冰出于对盛世才暴政的反对，毅然于1940年5月冲破重重阻力，逃出虎口。抵西安后，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于5月26日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人士热烈欢迎，毛泽东亲自接见，并同他一起吃了便饭。
在延安期间，沈雁冰除在“鲁艺”讲学外，还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他根据边区“文协”安排，给延安各文艺小组作了题为“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的报告。他还积极参加延安文化界筹备纪念鲁迅诞生60周年和逝世4周年的活动，写了“关于‘呐喊’和‘彷徨’”、 “纪念鲁迅先生”等文章，号召学习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将鲁迅墨宝“答国际文学社问”捐献给了纪念鲁迅逝世4周年的展览会。是年 9月下旬，中央为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力量，希望沈雁冰到重庆去工作。他在离开延安前，请张闻天向党中央提出：如能恢复党籍，一则了却十年来的心愿，二则到重庆也能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党中央书记处研究了他的要求，认为他目前留在党外，对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希望他能够理解。沈雁冰遵从“将令”，10月将钟爱的女儿和儿子留在延安，托交给党，自己和夫人孔德沚又一道返回国统区。
沈雁冰到了重庆，担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委，并着手主编在重庆复刊的《文艺阵地》，积极参加营救杜重远先生的活动。他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召开的中苏文化人联欢会，并作了关于中国文艺界在抗战中的活动的讲话；同时又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召开的会上发表了演讲。
在重庆，沈雁冰陆续完成了著名的散文《风景谈》、 《白杨礼赞》，热情歌颂延安的生活，歌颂延安人民和革命战士，歌颂中国共产党。他还写了“时代错误”等杂文，批判“战国策”派所鼓吹的法西斯思想。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沈雁冰按照周思来的安排，撤离重庆，经桂林飞往香港，开辟第二战线。到港后，在廖承志领导下，他和夏衍、范长江建立了一个新的宣传阵地《华商报》。夏衍兼管的副刊“灯塔”，从创刊号起就连载沈雁冰散文“如是我见我闻”。 5月邹韬奋到港后，复刊了原在上海出版的《大众生活》，沈雁冰担任编委。该刊从复刊新一号起，就连载他的日记体长篇小说“腐蚀”。该文通过描写国民党女特务赵惠明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经历与所见所闻，控诉、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统治的血腥罪行。这是他继《子夜》之后，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又一次取得的独特成就。 9月1日，他又创办了杂文刊物《笔谈》(半月刊)。
沈雁冰在香港的9个月间，除发表了“腐蚀”、 “如是我见我闻”、 “客座杂忆”外，还发表了散文、杂文、文学评论 120多篇。这是他创作的一个丰收年，也是他到香港开辟“第二战场”后取得的辉煌成就。
这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1942年1月 9日，沈雁冰夫妇在中共香港党组织的协助下，化装成老百姓，先由香港偷渡到九龙，再由东江游击队带领，经青山入东江游击区。几经波折到东江惠阳、老隆，辗转到桂林已是1943年3月9日了。在桂林的八九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篇《劫后拾遗》，短篇小说集《耶苏之死》。此外还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和社会活动，他在邵荃麟组织的文学小组讲文学修养；参加“文协”桂林分会组织的维护作家权益斗争；应邀出席田汉在七星岩下主持召开的“历史剧问题”座谈会。
是年底，沈雁冰离开桂林再赴重庆，投身于民主运动。为庆祝十月革命节，他与郭沫若等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给苏联领袖和人民的信”；为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他签名于“文化界时局进言”；为了要求在民主原则上重选国民大会代表，草拟宪法，他在政协开会期间和其他20位作家签名发表了“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书”；为呼吁当局严惩较场口血案凶手，他和重庆文化界人士150多人发表“为较场口血案告国人书”。
在重庆．沈雁冰参与“文协”的领导工作，他经常出席“文协”召开的各种座谈会和应邀作关于文艺问题的讲演。 1944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沈雁冰结合实际，探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精辟的见解。他指出作家、艺术家只有到群众中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站稳立场，然后才能使自己的艺术为人民服务。同年6月初，他和叶以群为沟通中外文化及联络各地作家，介绍各方稿件并交换文化资料，组织了“中外文化联络站”，出版了《文联》半月刊。
1945年6月，重庆进步文艺界为纪念沈雁冰创作活动25周年，举行了庆祝会。苏联、美国两国大使馆亦派代表到会祝贺，盛况空前。会议期间还发起设立“茅盾文艺奖金”，举办了一次“茅盾文艺奖金征文”活动。
这期间，他写下了长篇《走上岗位》，剧本《清明前后》，短篇小说集《委屈》，以及一百多篇杂文和文学评论。
（七）
抗战胜利后，沈雁冰于1946年3月16日乘飞机从重庆到广州，再取道香港，5月回到上海。回沪以后，他和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一起，为反内战、争民主而大声呐喊。7月，李公朴、闻—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沈雁冰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控诉国民党特务的血腥罪行；10月，沈雁冰和沈钧儒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行径。
同年6月，沈雁冰在上海收到苏联大使馆的邀请函件，苏联对外“文协”邀请他访苏。在邵力子的大力帮助下，国民党外交部同意发给沈雁冰出国护照，12月5日，沈雁冰夫妇登上苏联轮船“斯摩尔纳号”，10日到达海参崴，13日改乘国际列车前往莫斯科。在苏联近四个月期间，他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两个大城市和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加盟共和国，参观了文艺团体、学校、工厂、农庄、名胜古迹，会见了许多苏联作家，受到了苏联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接待，苏联人民对沈雁冰的访问作了高度的评价，发表了“苏联人民对茅盾的印象”等文章。
翌年4月，沈雁冰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实行法西斯统治，大肆逮捕爱国民主人士。沈雁冰又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翌年元旦，沈雁冰在《华商报》上发表了“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他“祝福”站在人民一边的人士，更坚决，更团结，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5月4日，他又和郭沫若等64人签名发表“纪念‘五四’致国内文化界同仁书”，号召全国文化工作者团结起来，发扬‘五四”精神，为争取中国革命的早日胜利而斗争。
沈雁冰在香港期间参加了在港创办的《小说》月刊编委工作，主编了《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并开始了长篇小说《锻炼》的写作，完成了报告文学《脱险杂记》、 短篇小说《惊蛰》等。
1948年底，沈雁冰夫妇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离开香港，经大连到达沈阳。翌年2月初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7月2日全国文代会召开，沈雁冰在大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文协”主席，从此挑起了领导全国文学工作的重担。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在北京召开，沈雁冰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八）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雁冰出任新中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长。为恢复、整顿、发展文艺事业，文化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特别是1951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意义颇深。沈雁冰在会上作了关于文工团的方针、任务和分工的报告。通过这次会议整顿了全国文工团，推动了社会主义话剧、歌剧、音乐、舞蹈的发展。为帮助文艺工作者提高觉悟，增强素质，他参加了全国文联文艺界学习委员会，领导并推动北京文艺家的整风学习，帮助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提高觉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以满足人民的需求；在1952年5月全国文联召开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的文章，阐述了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清除旧社会带来的影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1953年3月，文化部电影局和全国文协联合召开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沈雁冰在会上作了题为“体验生活、思想改造和创作实践”的报告，论述了生活、思想和创作三者的辩证关系，指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说明作家必须在深入生活过程中，加深提高对生活的认识，从而改造思想，再通过创作实践检验和巩固思想改造的成果，周而复始，使不断得到提高。 9月23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沈雁冰在会上作了“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的报告。他指出我国正处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作家应站在社会主义的高度上，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在这次会议上，他继续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作协”主席。翌年9月，沈雁冰出席了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被任命为文化部长。在同时召开的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又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这年8月，沈雁冰还在作协召开的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上，作了“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是年下半年，沈雁冰还参与组织领导了文艺界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影响起了一定作用。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学部成立大会。经国务院批准，沈雁冰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会委员。
翌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沈雁冰为贯彻这一方针，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文学艺术工作中的关键问题”的报告。批评了文学艺术创作中存在的题材狭窄和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指出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3月18日，他针对陈其通等四人发表在1月7日《人民日报》上对“双百”方针提出异议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发表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阐述了他对“双百”方针的理解，批评了陈其通等的错误。
1958年6～7月间，沈雁冰视察了东北文艺活动，回到北京后，他针对文艺“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在文化部的部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文艺大普及中的提高问题”的讲话，指出了当时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但未能抓住实质。 1959年3月，沈雁冰在作协召开的文学创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创作问题漫谈”的发言，批评了创作题材狭窄，因对革命浪漫主义的误解而产生的空想和浮夸，以及对为生产、为中心工作服务的片面理解等错误倾向，比较确切地指出了文艺“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新选举国家机构领导人员，沈雁冰继续担任文化部长，并在同时召开的三届全国政协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常委。
1960年6月，全国文教“群英会”在京召开，沈雁冰以文化部长身份在会上作了不断革命，争取文化艺术的持续跃进”的报告。次日，他又在第三次全国作协理事会(扩大)上作了题为“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这两个会议由于是在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这一历史背景下召开的，故作为文化部长和作协主席的沈雁冰的这两个报告，也就必然地打上了“左”的烙印。同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改选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的领导成员，沈雁冰继任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作协主席。
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调整了各方面的关系。紧接着文化部和剧协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都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沈雁冰也在会上作了报告。这次会议在知识界、文化界产生了极大反响，大大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
但50年代末发生的左倾错误，到60年代初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在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所发展。特别是60年代初江青以极左面目出现，别有用心地插手文艺界，制造混乱。1964年底，她把《林家铺子》、《红日》等一大批优秀影片打成“毒草”，指令进行批判。而对于电影《林家铺子》的批判，当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这样的背景下，沈雁冰虽然继续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但在1965年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时，便不再担任文化部长，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1966年2月，江青与林彪密谋炮制了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和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辉成就。处在此种局面下的沈雁冰，其处境当然极为困难。
沈雁冰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事业而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还作为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和文化使者，积极参加有关保卫世界和平的各种国际会议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3年的14年间，沈雁冰十多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国参加关于保卫世界和平的各种国际会议；几次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他又多次参加国内召开的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代表中国文艺界和中国人民，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宣传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所创造的辉煌的文化遗产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事业方面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向中国人民介绍世界各国进步的科学家、艺术家的成就，促进了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增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事业。
与此同时，他亲自主编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杂志和文协创办的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译文》，还一度兼任英文版《中国文学》的主编。在文学理论、学术研究方面，他也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主要收集在《鼓吹集》，《鼓吹续集》中；撰写了《夜读偶记》和《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两本学术性著作。
沈雁冰还悉心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帮助他们进步成长。1956年2月，他在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上作了“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的报告，强调了培养青年作者的重要意义和培养的途径、方法； 3月，他出席作协和团中央联合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作了“关于艺术技巧的报告”。他发现和培养了王愿坚、康濯等很有影响的作家。他奖掖、培养文学新人，主要通过文学评论的方式， 《鼓吹集》、《鼓吹续集》中许多评论文章，都体现了沈雁冰热情推荐新人新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培养新生力量的精神。1958年，他在《延河》上发现了一位新秀茹志鹃，撰文推荐了她的《百合花》，使当时因丈夫错划为右派，而对“生活、创作，都面临丧失信心的深渊”的茹志鹃，重新获得生活和创作的勇气。1961年他更是撰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拔擢了一大批新人，介绍给读者。他还注意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对蒙族作家玛拉沁夫、敖德斯尔等给予很高的评价，寄于很大的期望。 “很显然，他关心的不是某一青年作家，而是文学创作的下一代；他关注的不是某一篇作品，而是新中国的文学事业。”
（九）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沈雁冰也横遭诬陷，被打成“头号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文革”开始不久，中国作家协会被诬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团体”，被彻底砸烂了。沈雁冰虽然没有被关进“牛棚”，却从此靠了边。“他也只是幸免于抄家游街，开批斗会，因为他是受保护的——当然这是功德无量的事。但被保护却决非荣誉，也不会带给人愉快。”沈雁冰虽然横遭诬蔑，但不为“四人帮”的淫威所慑服，不随风转，而是保持冷静和沉默。这也是对那些跳梁小丑的最大的轻蔑。
“清风晚节老梅香”。在“四人帮”疯狂肆虐的日子里，沈雁冰仍然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关心友人的命运，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他在和四川作家的通信中，就探问《红岩》的作者到底是否死了？沙汀、艾芜二人怎样？当他得知艾芜才发表一篇小说就受到刁难和批评，沙汀则尚未“解放”时，就委托友人去看望他们。1974年冬，当时被戴上了种种帽子的冯雪峰被确诊为肺癌，吃中药得配一味麝香，而当时很难配到，沈雁冰得悉这一情况后，第二天就把“文革”前外国朋友送给他的麝香委托胡愈之送到病人手里。冯雪峰去世后，他虽身体很弱，却冒着政治风险，参加了悼念活动。 “文革”后期，“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更加疯狂，这时已经80岁的沈雁冰仍然坚信“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总有终日。 “四人”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而且抹煞了我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巨大成就，把一些重大事件搞得是非颠倒。因此，他决定写一部回忆录，用自己亲身的经历，作为历史的见证，捍卫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巨大成就。
粉碎“四人帮”后，已经耄耋之年的沈雁冰又焕发了青春，重新活跃在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的场合中。1976年10～12月，他先后出席了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庆祝会、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以及《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二次座谈会、《人民日报》编辑部举行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1978年初，他出席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同时出席五届政协一次会议，并继续当选为政协副主席。是年5月底，他出席了全国文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并以文联副主席的身份致开幕词，还就培养新生力量问题，作了专题报告。1979年3月，他担任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委员会主任并出席授奖大会。同年10月底，83岁高龄的沈雁冰，由于他在文化界的崇高声望，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主席。
粉碎“四人帮”，沈雁冰的创作欲望又趋旺盛。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他整理出版了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下)，写了有关文艺问题的文章50多篇，并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请，把他过去的著译，编成《茅盾散文速写集》、《茅盾译文选集》、《茅盾评论文集》等。同时还写了《可爱的故乡》等一些优美的散文，《过河卒》等40多首新诗和旧体诗词。
1980年上半年开始，沈雁冰病魔缠身，身体日益消瘦，几种综合症并发，治愈已经困难。在此时此刻，他仍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这年夏天，当他从儿子、儿媳处了解到，有一部分青年人在十年浩劫中长大，思想上幼稚，政治上不成熟，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危机，甚至有人不愿意入党。听到这些，沈雁冰觉得在今天这种形势下，他应该站在党的行列里，并要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他这位饱经沧桑的老战士看来，不但没有黯然失色，相反却更加光辉灿烂！他激动地对儿子、儿媳说： “我要考虑我的党籍问题。”
1981年2月2日，沈雁冰在家中突然昏迷，急送医院抢救。 3月14日上午，精神略有好转，他对儿子说： “我的身体恐怕不行了，我有两件事一直放在心里，现在要说一说，你们拿笔来，我亲自写出。”其中第一件事，就是表达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表达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他给党中央写道：
耀邦同志暨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
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
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
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
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沈雁冰 1981年3月14日
第二件事是为了繁荣长篇小说创作，他给中国作家协会写了最后的肺腑之言，信写道：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
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
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
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
繁荣昌盛。 致
最崇高的敬礼!
茅盾 1981年3月14日
这是两篇多么不寻常的遗言啊！它包藏着一颗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赤诚的心！
在他病重期间，胡耀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扬等文化界许多著名人士都先后前去看望，对这位文学巨匠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和爱护。
1981年3月27日5时55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中国文坛又一颗巨星陨落。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全世界发布了这一不幸消息。27日凌晨，周扬得知噩耗赶到医院。韦韬将父亲的遗书交给他，请他转呈党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 3月31日，中央根据沈雁冰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4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约二千人向沈雁冰遗体告别。沈雁冰安卧在松柏与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翌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为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沈雁冰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界著名人士送了花圈。追悼会由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沈雁冰一生的文学革命业绩，回顾了沈雁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和献身中国革命的历程。褒扬了他几十年来殚思极虑，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而作出的贡献。追悼会结束后，沈雁冰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在追悼会举行的同时，有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自发地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两侧，面对人民大会堂肃立，以示对沈雁冰的追念，直到追悼会结束。
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沈雁冰，从 2l岁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到86岁病逝，在我国革命文化和文学战线上奋斗了65年，创造了光辉的业绩，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他是新文学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作家、学者、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比较文学家，也是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和文化使者。
沈雁冰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不仅为中国人民所有，也为全人类共有。